“农垦局今年夏粮预计如何？”
“回使君，夏粮应当还是会增产，二十三年新增田亩有三十六万亩，这还不包括沙洲、海外庄园以及山地。”
如今武汉主抓农事的主官，大多都是以前各县的县丞。原本县丞是个没什么卵用的位子，但因为武汉各部门职能越来越明确，业务越来越大越来越精细，县丞的功用也就随之水涨船高。
到交通局、警察局、农垦局……等等部门成立，并且还在中央过关，各县县丞从原本给一把手擦屁股，瞬间真正地享受到了地方二把手的“快感”。
说到底，武汉的体制，注定一把手没可能什么都抓在手中，权力大是爽，也得手抓得过来，这年头还诞生不了妖孽一般的触手怪。
“三十六万亩？有点多啊。”
“有的原本就是地方露田，百姓抛荒了。”
“丰年抛荒？”
“种地不挣钱，自然就抛荒。”
老张略微了解了一下，居然发现武汉的“版图”，几乎是扩张到了行政版图的极限，直接就摸到了周边的边缘，离捞过界，就差临门一脚。
“居然出现了打工潮？”
时代发展确实是出乎意料，以往武汉商人，其实紧着本地务工人员用，也是够了。但城市扩张十分迅猛，而且这年头的技术能力，又不能让城市往天空发展，自然而然地，就是在平面上不断延伸。
以汉阳为例，原本的汉阳城，城南城北走一遭，快点跑两刻钟就行。但现在，实际意义上的汉阳城，想要城南城北跑个对过，不坐车大概是要半天光景。
小型商家从早期的走街串巷行脚商，很快转型为“社区商贩”。每个“社区”现行服务的商户，往往都是以前需要整个城市到处跑的小货郎。
这种情况还会带来另外一个变化，每增加一个小店，最少要增加一个“员工”。因为最基础的夫妻店，至少也要老婆出来跟着帮忙。
十几年的累积，新生代也逐渐踏上社会，变化自然是更加剧烈。
原本商人并没有意愿去襄樊等“穷乡僻壤”宣传，但为了招工，又或者给官府留下好印象，往往会有商家前往“下县”兴办学校，然后定向招工。
往往入学成员的家庭，都会胆子更大一些，也是这些年在各地抛荒的主力。
但总体来说，并没有形成打工潮，直到武汉贞观二十四年开始，人口再度爆发，各行业规模再度膨胀。
利润刺激着工商界不得不发生转变，倒逼周边地区农业活动剧烈缩水。
原本就存在着非常隐蔽的“工农业剪刀差”，在此时，就是非常凶悍地区断绝地方小农、中小地主的社会生态。
各地地主并非没有选择反抗，诸如抱团、闹事之类，但武汉官方没有出面，就有各种商人集团勾结地方官僚，官方出命令，商人出钱出任，组成“民团”，直接镇压这些闹事反抗的地方中小地主。
至于大地主？他们中绝大多数巴不得中小地主和农户都去死，而少数的一部分，是精英中的精英，其家族收益，早就从土地产出为主，转型为家族土地为根基，保留其产出存在即可。
通过各种势力的结合，十几年的酝酿，终于产生了“打工潮”。
老张不能说“打工潮”中的这些人是赤贫无产者，他们毕竟还是属于小有产者的，但这种小有产，和无产也就是隔了一层纸，一捅就破，抗风险的能力几乎为零。
在唐朝各地针对人口流动还十分严苛的时候，环绕武汉地区，或者说扬子江流域，却大多出现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地方政策上也不是不能给出合情合理合法的条陈，比如地方州县，可以用“征发民夫”的名义，让本地“民夫”运输粮食去武汉。
至于“民夫”运输粮食去了武汉，归期如何……不作太多要求。
政策非常灵活，基本可以轻松绕过人口自由流动被严格控制的国朝政策。当然也没有人敢挑战基本国策，比如四大流放地，那是万万不能碰的。
“打工者甚多，但也不是消化不了。今年尤其是土木行，用人极多，其中半数打工者，都会去‘湖南’。徐湖南督建路桥数量之巨，堪比长城，只是条件更加艰苦一些，但徐湖南工钱是不拖欠的，工地上被征发的民夫，工期一到，都会选择留下，毕竟接着干就是拿钱。”
“这打工者，可有衙门管理？”
“多个衙署联合，只是也没谁能够拿捏章程，往往都是地方县令一把抓。实在是万一出现‘民变’，就是大事。这几月各地不良人都在加班，基本没有休假之人。”
便衣警察的压力之大，可以想象。毕竟打工潮往往都是乡党抱团，和武汉本地工人阶层是有极大区别的。一旦出现一两个智障一样的商人拖欠工资，或者一两个官吏吃相太过难看……楚地乡党的暴脾气，可比千几百年后的“来信砍”还要酷烈。
两三户人家就敢喊着造反冲击县城……这就是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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