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价钱，扛不住了。”
“扛不住也要扛，‘海角奴’明年价钱也要涨，你现在不买，明年也要买！新庄现在招个人工，一天最高已经到了四百文，这还能用得起？算下来还不如买官奴划算！”
“可这武汉的价钱涨的恁高，昨日有个瘟牲，硬是拿了四百贯买个奴婢，这入娘的，整整翻了八倍。当真是个死贱种！”
“现在这行市，利润还是高啊。”
武汉并没有禁绝人口贸易，尽管牙行是打压的，但打压的由头，却是针对在外拐卖人口。如今的“奴隶市场”，主要货源来自东海，倭奴从贞观十八年开始，已经逐步替代高丽奴，成为市场中的主力。
东海奴隶贸易的利润有多高呢？
最低利润是百分之一百，也就是说，投一文钱进去，能够保证一个来回，这一文钱变成两文钱。
而造成如此恐怖利润的原因，是多重方面相互影响促成的。
第一自然是中国对贵金属的饥渴需求，金银铜的需求量是没有上限的，哪怕“伊予铜山”以及“东海金”的大量回流中国，唐朝整个国家层面而言，还是“钱荒”。辅助支付手段中，绢布、麻布不但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反而增加了一个棉布。
第二是扶桑的初级消费市场形成，其主力又是分成三部分组成，一是王万岁、单道真等民间武装力量；二是扶桑诸国的贵族、武士阶层；三是朝鲜道曾经留存过的国家遗族，大多都流窜到了扶桑。
第三则是唐朝内部各大海港、内陆港对劳力的极度需求。
这三个主要原因，互相影响互相促进，最终形成了现在的暴利贸易。
而“王下七武海”之流的御用海上流氓加入，更是让人清晰地认识到，这片海域的利润，已经让皇帝老子都动心不已。
原本在十年前，登莱诸地的奴隶上岸价，也就是五十贯左右，但随着唐朝进一步对辽东诸族生存空间的挤压，这个上岸价每年都以百分之五到百分之二十之间的涨幅，不断地提高。
到如今，现在在扶桑诸国的奴隶采购价，唐朝方面的保底采购价，已经变成了五十贯。
而奴隶经过漂洋过海，抵达登莱或者淮扬，其价格，最次也是一百贯。倘若是直通杭州或者武汉的，这个价格很有可能再提价一倍，也就是两百贯。
价钱有虚高，但对如今疯狂的市场而言，奴工数量基本等同于商家的实力底蕴。
并非是所有城市都能够像武汉这样，尽可能地利用机械，而即便是武汉，其数量也只是一小部分。
实在是机械从设计到生产到加工，乃至到操作和保养，都需要一定的受教育劳动力。张德所施加影响的武汉，还不至于奢侈到这种地步，把为数不多的“受教育”人口，填到这种无谓的消耗上。
尽管在老张眼中，这种“受教育”人口，连非法穿越前重复劳动流水线上产业工人的一根毛都不如，可在贞观二十年的当下，这种人，就是“英才”！
所以武汉方面，只能是定点定期使用一定数量的专业人才，才能基本满足武汉本地的新式农庄生产。
当农忙时节，不管是补种插秧还是收稻打谷，雇佣的临时农民，已经成为了武汉的一个特色。
“打工”这个概念，在贞观十七年之后的武汉，并非是前往汉阳和江夏两地的城市工坊中。而是前往新式农庄中，去做单一的统一指挥的农活。
当“稼穑令”发布临时招募插秧工多少多少，就会有各种地方不同职业的青壮男女，前往告示言明的农庄去做工。因为是临时工，所以往往工钱“不菲”，基本是城市工坊中日薪的一倍以上。
同样的，在北方如西河套地区华润号说开发的农田，秋收时云集的“麦客”，最高时候，一次投入抢收的“麦客”，可以达到六千人。仅仅是一天的工钱结算，就超过九百贯，因为西河套的行市，在贞观十一二年时，就要包吃住。
张德并没有干预这种市场行为，于是市场自然而然地，让权贵商人们，都琢磨着如何“开源节流”。
而他们的运气是如此的好，背靠一个前所未有的强大帝国，于是就不断地鼓动不同层面上的掠夺，其中自然就包括了人力资源。
那些出海大开眼界的御用海上流氓，使出了他们能够想到的一切手段。威逼利诱收买勒索，无所不用其极。温柔一点的，收买扶桑诸国权贵，而本地权贵为了利益，毫不犹豫地出卖了自己治下的“百姓”。当然更多的，是通过输出战争，对邻国仇敌进行掠夺。
于是整个东海航线上，大量充斥着争相发卖同族之人为奴的扶桑贵族。在“王下七武海”掀起第二次海上浪潮之前，倭奴最憎恨的往往不是唐人，而是自己人。
唐朝每条开往扶桑的船，带去的都是丝绸、棉麻、陶瓷、漆器、家具、农具等等消费品，抵达扶桑之后，这些商品都交易给了当地的唐人、唐军、扶桑贵族、野人部族头领，然后换取大量的贵金属、木材、粮食、海货、珍珠以及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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