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振宁付出去这笔律师费，还是心疼得很。
他其实也并不是真的太在意那几万块钱，只是明明不需要请个律师，来处理“两个女儿还是想要一碗水端平”的这几套房，一些存款。
戴嘉慧安慰他说，就当是买消息的钱。为了能探听到戴国荣到底在搞什么名堂，用几万块换取可能价值几个亿的未雨绸缪，还是值得的。
话是这么说，可卫振宁始终没想好到底要怎么把戏演得像一些。他总不能直接付了律师费就问，你有个客户叫戴国荣，他到底找你做了些什么规划，写遗嘱吗，写了什么……所以，老老实实地花了钱，让汤励勤帮他争取自家女儿在某大型跨国家族企业里更好的资源和更扎实的股权。
见了汤励勤两次以后，卫振宁倒是真的觉得，好像请个律师，也算是不错。
其实汤励勤对于这种遮遮掩掩，语焉不详的客户，非常头疼。他们一方面以为律师就是万能的，收了钱就该有一万种方法，让所有好处都在自己手里，对手最好一分钱也不要拿到。同时，又怀疑律师是个卖消息为生的八卦中转站，多透露一丁点儿信息，就能被查个底朝天似的。
这个卫振宁，第一次见面的时候，甚至连最基本的真实情况都不愿意说，只提了一个需求。
“汤律师，是这样的，我知道您非常有经验，所以想咨询您一下，如果是在家族企业里，就是父亲可能想要退休了，要把权力下放。我们能怎样，争取在公司更多的股权，话语权……”
“卫先生，我不会试图探听是谁建议您来我这里，但是既然他觉得我能帮助您，相信他也告诉您了，有一些事情，我知道得越详细，就越能从中找到对我们有利的部分。当然，脱敏部分跟我们需要了解的信息没有必然关系的细节，也是很正常的。”
汤励勤告诉卫振宁，他可以不说具体是哪家公司，自己也不需要知道这一大家子到底姓甚名谁，可是整个家庭的结构，对于股权和现金的分配非常重要，汤励勤是必须了解的。他不是在做法律知识的答疑，而是要为自己的当事人出一个具体方案，如果没有更详细的关键信息，他根本无法进行下一步。假如卫振宁真的不放心自己的话，这半小时的沟通，他可以分文不收，就当做是回馈某个不知名的老客户的人情。
不情不愿地把家里的情况大致跟汤励勤说了说，分别是“老爷子”、“我和我太太”、“老大家”、“那个儿子”，卫振宁那一刻真的非常担心，就这么寥寥几句，会被汤励勤看穿自己的身份。
事实上，汤励勤根本不会想到，卫振宁竟然是戴家的女婿。
二三十亿的估值，的确是相当有钱的一个家族了，但是还不至于提一提家庭结构，就能猜得出身份。即使是家喻户晓如王健林、马云这样的家族，如果仅仅说一位五六十岁的先生，有一名二十来岁的儿子，家里有一些地产和餐饮产业等等，也未必就联想到他们了。说到底，还是卫振宁自己心里有些龃龉罢了。
卫振宁描述的，是一个颇为正常的三代同堂的家族，而且大家长并没有重组过家庭，这让事情显得更为单纯一些。与他之前办过的一些案子相比，这个架构，做起来相当轻松。
“老爷子如果已经七八十的高龄，的确会考虑把手里的钱好好分一分。如果你们更在意的是股权，那么可能在分配过程中，就要显得大度一些，让老爷子觉得对你们稍稍有些不公平。”汤励勤用一支笔在纸上画了三个圈，“假使老爷子想要均分，那么股权在你们家，其实是落在两个孩子头上。你和你太太有份额，但是在公司并不参与经营对吧？你看，如果每家得到15%的股权，因为你们大女儿已经在参与公司管理，本来就有5%的股权，会额外分到你家的，就是10%。而另外两家，直接拿了15%。你们当然可以商量着把所有股权都让给女儿，大女儿，还是三家回头要商量着管理公司。而且如果老爷子就是要孩子们将来一起管公司，你们天生就会分薄了股份了。”
这是汤励勤基于人性的猜测，也是卫振宁担心的部分。他和戴嘉慧总觉得，老爷子最后会要求三家孙辈共同决策，但是戴威可是唯一的男孙，只要多一个点的股份，渺渺回头就得仰他的鼻息。
“汤律师，我们能怎么办？”
“老爷子要的是公司顺利经营，越做越大。你们想要的是话语权和成就感，如果那几家对股权的兴趣，不如对分红的兴趣大，就可以谈。最理想的结果是老爷子分的时候，经营权和收益权，不要一刀切。”汤励勤知道卫振宁并不参与公司经营，把话说得更通俗些，“股份最大的用途就是获得分红和投票决策。如果没打算管理公司的话，可以享有股份相应的分红金额，但是把对应的决策权让出来。”
“也就是说，每家拿了同样的股份，不想管公司的人，其实只想分应得的分红。如果大家都实际能分1000万，我们多给别人100万的分红额，然后决策的时候多2个点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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