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九江、衡山两郡，在春秋之时本为吴国领土，后随着越王勾践灭吴而并入越国；到战国初期，楚怀王灭越，九江、衡山二郡又并入楚国。
具体内容在正文中讲述的较为明确，最终结论也已在正文中得出：在汉初之时，九江、衡山二郡，都可以算作是传统意义上的‘吴地’，准确地说是吴北；九江、衡山出身的百姓，也大多自诩为吴人，而非越人、楚人。
只不过，相较于更认同吴王夫差一脉的长沙国百姓，以及更靠南的南越、闽越、南海、东越等‘百越之民’，九江、衡山二郡的百姓对春秋时期的吴王夫差，并没有那么深刻的认同感，但也多少心怀些许缅怀就是了。
说到这里，不得不提一句文中多次出现，却始终没有找到合适机会细讲的东西。
——汉初的长沙王吴氏，确确实实是吴王夫差的嫡系后裔。
据清光绪八年（公元1882年）重修的《鸿源吴氏宗谱》，及鄱阳鸡峰的《吴氏宗谱》载：吴芮应是夫差的第十一世孙，吴国始祖泰伯的第三十三世孙；
《上饶地区志》（1997年版）则称为第七世孙——公元前473年越国灭吴国，越王勾践毙夫差，追杀夫差家人；吴国王子王孙四散避难，太子鸿和王子徽及其子女，随吴国南溃兵马，分别从安徽休宁翻过虎头山和婺源鄣公山，隐匿到浮梁的瑶里、九龙、金竹山、蛟潭、福港等偏僻地区生存下来。
公元前248年，吴芮的父亲吴申，被贬到番邑（今鄱阳）定居。
一代长沙王吴芮，本为楚人（楚民），秦一通天下之后，被任命为秦番邑第一任县令，与此同时，吴芮也是第一位起兵响应起义的秦吏，即秦国官员。
在秦亡之后，吴芮也成为了项羽所分封的十八路诸侯之一，获封衡山王，土衡山郡。
之后霸王项羽自刎乌江，项羽所封的十八路诸侯也得以重新洗牌，衡山王吴芮便被移封为了长沙王，其原本国土衡山郡，也被并入了九江王英布的封土，合称：淮南国。
刘邦即皇帝位后的第二年，吴芮便病故，但与绝大多数汉初异姓诸侯······
准确的说：是与任何一位汉初异姓诸侯所不同的是，在吴芮时候，心心念念铲除异性诸侯势力的汉天子刘邦，却并没有打长沙国的算盘，而是让吴芮的儿子吴臣继承了长沙王的王爵。
甚至在吴臣之后，长沙王一脉还经历了三世王吴回、四世王吴右、五世王吴差，直到五世长沙王吴差绝嗣，长沙国才被汉室收回，并进入了宗亲为王的新时代。
这，也正是佐吏想要告诉大家的东西——在‘异姓诸侯为原罪’的汉初，长沙王吴氏一脉，为何能成为唯一一家不受长安中央忌惮得异姓诸侯？
答案，就在佐吏对长沙王吴氏一脉最开始的那句描述：长沙王吴氏，是吴王夫差的嫡系后裔。
汉室初，华夏文明才刚进入封建大一统时代，长江以南的地区大都还未开发；而没有开发，就意味着明智相对愚昧、社会风气相对更为传统。
而在彼时的五岭南北，即岭北的长沙、衡山等地，以及岭南的百越之地，‘社会风气相对更为传统’，值得便是对先祖的盲目尊崇。
在中原地区已经初步脱离‘血统论’的时间节点，彼时的吴人、越人这两个群体，却依旧还沉寂在对血统论的盲目尊崇；
由秦南海都尉赵佗实际掌控的南越，越人普遍以越王勾践为自己的先祖，并因此而自诩为‘贵胄之后’；而长沙国，以及衡山、九江两郡所组成的淮南国，吴人群体也有样学样，以‘夫差后裔’自居。
这种情况，在地缘更靠南的长沙国最甚，相对靠北的衡山郡则较轻，最靠北的九江最轻，这也与佐吏先前说的‘长江以南还没有开发’的说法一致——过了长江越靠南，开发程度就越地，百姓的思想就越落后，对血统论的尊崇就愈发强烈。
而吴氏一脉成为长沙王，甚至得以顺顺利利传延五世，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
对于自立为南越王的赵佗，以及其所成立的南越割据政权，汉室的态度，其实一直都很纠结。
因为相较于文化、传承、价值完全不同的北蛮匈奴，赵佗掌控下的南越，在春秋之时本就是越国境内，严格意义上来讲，也属于华夏文化圈的一份子，只是相较于中原列国更偏了些。
再加上割据南越之后，赵佗在百越之地通过联姻、教化等方式，使得原本生产力落后，甚至还未从刀耕火种的奴隶主时期完全走出的百越之民，有了很高程度的汉化。
所以，汉室鼎立之初，对于南越，长安中央始终无法界定其究竟是‘外蛮’，还是‘内贼’。
再加上汉室初糟糕的中央财政状况，以及关东异姓诸侯、北方匈奴等因素造成的内外威胁，相对没那么迫切的南越，也就被长安中央暂且搁置。
即便赵佗每逢有事都跳出来悍然称帝，长安也基本都保持了最高程度的克制，更倾向于通过外交手段（主要是陆贾）来劝说赵佗去帝号，接受汉室‘汉南越王’的册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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