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昌三年十月，一场突如其来的大寒灾席卷了法国和荷兰。
正在交战的法国和荷兰在这场寒灾中受到巨大打击，国内谷物价格飞涨至年初时的五倍，两千余万人口忍饥挨饿，仅仅半个月，巴黎街头就发现了因饥饿和寒冷而死去的上万人。
作为最大粮食出口国的神圣罗马帝国趁机抬高谷物价格，直接导致了法国、荷兰内部更是每天都有数万人被饿死、冻死。
同时，英国的詹姆士二世虽然镇压了爱尔兰和苏格兰的反叛，但多年的战争破坏了农业生产，致使国内物价飙升。
十月中旬，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的反战情绪也不断升高，这使得反战的托利党被选为新的国会多数派，而法国和荷兰境内的反战派也逐渐占据上风。
在这样的时刻下，分驻巴黎、伦敦、阿姆斯特丹的齐国主事分别找到了路易十四、詹姆士二世、威廉。
在各处宫殿，这些主事给出了三国执政者一张写满货物的清单。
齐国没有做亏本买卖，但齐国也不会像神圣罗马帝国一样卖出昂贵价格。
齐国将许多货品在原来的价格上翻了一倍，而这样的价格对于现在的三国来说，无疑是十分低廉的。
冬月，齐国与三国分别签订了三份贸易清单。
一个月后，齐国将对三国出口三千万石小麦、三千万个罐头，以及五十万斤的红糖、蔗糖和三十万匹白布等商品。
这些货物的价格达到了三千五百万两，折合为三国两年的财政收入。
不过，三国执政者并不是傻子。
永昌四年正月，在齐国物资分批次的运抵中，三国执政者宣称这是高价从神圣罗马帝国和齐国买来的粮食，随后以齐国出口价格的150%进行出售。
后世齐国的学者在介绍这段历史时曾评价：“在这场长达一年半的漫长贸易中，三国利用齐国商品来收割本国人民，大量中产跌落到了贫困阶级，而三国贵族则得到了海量的财富。”
四月十五日，太子朱怡铉与秦国公李定国从西京港出发返回北京。
五月二十六日，船队抵达天津。
六月初五，皇帝朱和垠召集内阁、六部、五军都督府官员，对阁位做出调整。
七月十二日，左都御史田文镜巡查旧港行省时发现旧港当地有大量隐田，秘密上奏后皇帝调离旧港旧派官员，着田文镜详查。
十月，田文镜弹劾前任旧港布政使曾巩，按察使郑烃，兵马使郭厚渭等旧港一千六百四十七名官员，并列举三人及其同党罪状。
经田文镜走访调查，旧港布政使司田亩自乾圣十二年开始便被官员贪墨、隐没，至永昌四年，许多在曾经在旧港任职过的官员都或多或少隐没了大量田亩。
十月十七，永昌皇帝朱和垠派秦国公李定国之子李嗣乾前往旧港查证。
腊月二十七，李嗣乾上奏永昌皇帝，言过往旧港官员贪污甚重，甚至牵连到了南州官员。
永昌五年正月初七，皇帝命田文镜彻查旧港、南州隐没田地数量，并下令将旧港、南州正八品以上大小官员一律下狱。
二月，田文镜率官员赶赴南州。
二月十七，南州总兵刘铖，兵马使杨崇叛乱，锦衣卫南州卫指挥使吴坚袭杀田文镜，田文镜跳海逃生，“史称刘杨之乱”
事情爆发后，刘铖和杨崇对内宣称旧港叛乱，紧闭南州门户的北港（巴马加），以及诸多港口，南州军民毫不知情。
此时的南州经过六十多年的发展，人口已经多达五百余万众，军队和兵马司的兵马合计四万余人，加之南州作为大明铁矿石重要挖掘地，因此当地造船厂的数量并不算少。
只是刘铖、杨崇高估了自己在军中和南州的威望，更高估了四周人的胆量。
同样参与了隐田案的南州布政使郭兆卿根本不敢造反，于是趁着刘铖等人袭杀田文镜之时乘船北上，跑到了旧港南海府将南州叛乱的事情告诉了李嗣乾。
得知消息的李嗣乾当即上疏，同时派船只前往南州东州府（新西兰）。
好在东州府距离南州甚远，不仅没有参与“隐田案”，更没有与刘铖等人同流合污。
三月十二，田文镜逃回南海府，同时刘杨之乱的消息传到北京。
得知情况的永昌皇帝着黔国公沐桢率南军平叛，海军协助。
三月二十，南军都督、黔国公沐桢抵达交趾，并调集交趾、云南、广西、广东、旧港等五省兵马出征，海军南海舰队协助兵马渡海前往旧港东山府（新几内亚）。
四月初十，沐桢领五省十五营兵马，联合南海舰队约五万众在东山府南安港誓师，并命人散播消息，称“良者按兵不动，犯事者降之则不杀”。
直到这时，北港军民才知道刘杨叛乱。
十一日，大军渡海，北港军民开港迎王师，大军毫无阻碍便登陆了北港。
同时，南州各地军民也按照沐桢所说的一样按兵不动。
他们这样，当即就急坏了刘铖与杨崇、吴坚这一群隐没了大量耕地的将领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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